到西班牙来考察文学，我有幸会见了许多著名作家，其中包括不少重量级的文学大师，如西班牙著名剧作家、1986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安东尼奥·布埃罗·巴列霍（1916—），西班牙著名小说家、1993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米格尔·德利贝斯（1920—），秘鲁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多·勃拉埃斯·埃切尼克等；可就是偏偏这位人称西班牙语文学界代理女王的卡门·巴尔塞尔斯女士不肯轻易露真容，我也无缘得识庐山真面目。去年冬天，我到西班牙不久，即亲赴巴塞罗那，诚心诚意地准备拜访这位大名鼎鼎、与西班牙语文学界著名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等过从甚密的女士，不料我电话三番五次打过去，听筒里传出的总是悦耳动听、十分客气的秘书小姐的声音，说是我们一定尽力安排。软钉子一根根过来，我也不死心，发传真过去，我自问情真意切。卡门女士果然亲自出马了，这回是有她亲笔签名的传真，也十分客气。首先对我准备专程拜访她表示诚挚的感谢，末了说因临近年底，公司（她的公司名卡门·巴尔塞尔斯文学代理股份有限公司）事务繁杂。到明年1月底2月初我们一定跟您联络。这一根大软钉子顶得我只好打道回府了。
但不曾想，不但1月底，而且快2月底了，仍不见女王动静。说实话，有好几次我真想打退堂鼓了。因为许多作家该见的也都见了，作品应读的也都读了，资料该搜集的也都搜集了，够我搞一阵子的了。不过，我也是犟脾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我想到了罗莎，向她搬救兵。罗莎就是西班牙当代著名女作家罗莎·蒙特罗（1951—）。她的作品多反映社会问题，结构相当巧妙，文字机智、尖刻、俏皮，寓意深刻隽永，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她的新作长篇小说《吃人生番的女儿》（暂译名）以描述曲折动人的故事的笔法，探讨人的自身价值问题。已发行20余万册，全部精装。1997年力挫群雄，获西班牙全国春季文学奖，奖金1500万比塞塔（约合10万美金），与塞万提斯文学奖等额。她长期任西班牙《国家报》文学副刊主编，现改任该报专栏作家。我是1995年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堂吉诃德》新译本首发式上认识她的。该年11月，罗莎由西班牙驻华大使胡安·莱尼亚先生陪同，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了关于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演。那天她正好坐在我旁边，彼此交谈得很融洽。
到了西班牙，我又见到了罗莎。发现她很热情，很坦率，很好相处。我把我的难题向她说了。她请我到马德里哥伦布广场附近的一家百年老店——希洪大咖啡馆喝咖啡，说是我们文化圈子里的人常常到那儿聚会，当年海明威也时不时地光顾呢，你也可以到那儿去体味一下这家咖啡馆的氛围嘛；说咱们聊聊，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罗莎那部名字起得挺怪的长篇小说我读完了，提出48个问题，我正好可以向原作者请教。于是欣然应允前往。
希洪大咖啡馆其实并不大，设备陈旧，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活动空间实在有限；何况，卫生间小而窄，按照今天西班牙的普遍标准来衡量，恐怕打分不会及格。但是，店堂以及一应家具器皿收拾得十分整洁，而且侍者服务热情周到。虽然咖啡价格高出普通的一倍，但总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可见国外也吃名牌。
罗莎的文学代理人也是卡门女士，两人私交颇深。罗莎曾在报刊上这样描述过卡门：“她和蔼可亲，而又平易近人，仿佛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置身在你面前。她诚心诚意地帮助你，让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罗莎一面呷着咖啡，一面向我解释道：“她确实非常忙，而且身体也不太好。这样吧，你再给她发一个传真，再次表示你的诚意；我也给她发一个，把你的情况给她介绍一下。”我日记上有记录：那次和罗莎会面是今年2月26日下午7时许，晤谈约一小时。
此招果然奏效。我3月1日星期天发的传真，3月2日下午卡门的秘书就从巴塞罗那打来电话，说卡门约我3月5日中午12时会面。我没有料到她们这回行动如此神速，而我也有自己的日程安排，也得考虑一下，便请她们明天再打电话来确认。
3月3日她们又来电确认，我同意了。我立即收拾行李，3月4日上午10时半，便搭乘长途汽车从马德里南站出发，经过8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巴塞罗那。
3月5日中午，我终于站在了卡门·巴尔塞尔斯文学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口。公司坐落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对角线大道580号。我定睛细看，那是一幢年代相当久远、但维护得蛮不错的老建筑，没有什么华丽的装潢。门墙上标着公司名称的铜牌也并不起眼，不像百货公司的大招牌那么金光闪闪；不过，它经风吹雨打，已略显灰暗的字迹倒正好说明了这座沟通作家与出版家的桥梁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通报姓名后，铁门自动开启。我轻轻一推，迈入走廊。看门人告诉我公司在一楼（即我国的二层），我便踏着旧式大理石阶梯，拾级而上。整个这一层楼，都是公司办公场所。我推开办公大门，公司的全部面貌便映入我的眼帘：接待室、大小会客厅、三四间办公室，仅此而已。
一进门便是接待室。一位秘书小姐正坐在办公桌旁接电话。她旁边，电脑、档案、文具等一应俱全。小姐见我来了，就知道我是谁。她笑吟吟地对我说：“林先生，卡门女士正等着您。请您跟我来。”说着，把我让进一个大会客厅。说是大会客厅，其实也并不大，不过20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一张长沙发，几张小沙发一张长方形玻璃板茶几；贴墙是一溜书柜，里面的书倒是排得满满登登的。我一面在长沙发上坐下等候，一面在脑海里回忆起我在国内看到的一张卡门的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
与经常出入上层社交场合的女性不同，她的衣着打扮并不入时，倒像一个旧式的西班牙家庭妇女：已呈现些许银丝的头发朝后梳理，很随便地绾成一个发髻；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透过镜片，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探索着什么棘手的难题；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好像已经拿定了某种主意。这一切，都显出这位不同寻常的女性的坚毅、果断、深沉和机敏；只有宽阔额头上的几道皱纹和下巴颏的皱褶表露出她工作的辛劳、疲惫以及岁月流逝的痕迹。
过了大概五分钟，另一位女士，像是卡门的助手，进来跟我打招呼，又请我到里面一间会客室去，并说卡门女士这就来见您。这间会客室倒显得豁亮、雅致，不过陈设也很朴素：一张黑色大圆桌，几张沙发椅，靠墙的是一个大玻璃柜，里面密密麻麻地排着各类档案卷宗之类的文件。我想，卡门女士被委托代理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文学名家或新星的版权，莫非这里就摆放着这些名震环宇的作家的材料？透过这间幽静的会客室外的另一扇门，向远处望去，是一间间办公室，里面正传出一阵阵轻微的打字声以及低低的说话声……
正思索间，忽听一阵脚步声响，我抬头一看，一个满头皓发的老太太由刚才跟我打招呼的那位女士陪同，走进会客室。不用猜，这就是卡门·巴尔塞尔斯女士和她的得力助手努里姬·科洛玛女士。卡门和刊载在1995年某期《国家报》上的照片大不一样，我仿佛觉得那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很久很久，因为我眼前的这位女士比我心目中的女强人要苍老得多，不过步履稳健，声音也很洪亮：
“我就是卡门·巴尔塞尔斯。林先生，认识您，很荣幸。”
卡门女士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她成立文学代理公司唯一的宗旨就是保护作家的权益。她说，作家历尽千辛万苦、呕心沥血，才写出一部作品。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侵犯，是不公平、不道德的。
由于西班牙语作家以及像卡门女士这样的文学代理人的共同努力，西班牙语文学界已形成这样一个惯例：出版商按书籍获利的10％付给作家报酬。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就是把每册书售价的10％付给作家。如一册书售价10比索，作家就可得1比索的报酬，依此类推。印数越高，报酬就越丰厚。书售罄再版，仍按这个标准付酬。
那么，文学代理人究竟能从中获利多少呢？据西班牙报刊报道，代理人获取作家获利的10％的报酬。也就是说，获取书籍获利的1％；而这笔费用，通常由出版社支付。由此不难判断，代理人的报酬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获利200万美元，代理人即可得到20万美元。何况，委托她代理版权的作家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绝非一两个人而已！
谈到中国，卡门很感兴趣。她说她曾两次访华，印象还不错，但接触的人不多。我送给她一幅双面绣，她非常喜爱，连说“太棒了，太棒了！”我介绍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保护作家权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作家的权益的工作已逐渐走上正轨，侵权行为也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惩处。中国不少严肃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都高度重视并尊重外国作家、包括西班牙语国家作家的权益。
卡门说：“我们受理委托的作家，大抵是两类：一是名家，一是新星。我们的眼光不仅紧紧盯住名家，而且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掘新人的精品。”我听了很佩服，这正是这位文学代理女王的精明过人之处：这一方面，固然扩大了她的“客户”队伍；更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和凝聚力。
我又介绍说，我们中国现在也很重视介绍西葡拉美国家的文学作品。通过我们的翻译，可以让中国读者共享世界文化的成果。我们学习别人的长处，正是为了提高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也为世界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卡门对此表示赞同，并说：“我们现在也陆续收到一些中国购买版权的信息。”说着，向我出示一封中国一家出版社要求购买拉美某名家作品的信件。“不过，我们还未答复。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作家的权益。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首先，由于这些作家都是名家、大手笔，他们的原文是西班牙文的经典。翻译成别的文字，一定要保证译文的质量，否则就是糟蹋大师。其次，译入国必须要有保护作家权益的正式法律，否则就没有保障。”
对此，我回答说：“关于译文的质量，我国译界各个语种的情况参差不齐。不过，就总体而言，从事翻译的都是各个语种文学的研究专家，应该说质量是有保证的。西班牙文翻译界起步虽晚，但目前已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队伍，人才辈出。如果很好组织协调，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与那些世界著名大师的手笔，我们不敢与之相比。不过，这在任何国家，包括欧美等语言与西班牙文十分接近的国家，他们的翻译家恐怕也不敢说自己的译文就是大师手笔。”我接着搬出阿根廷文学巨擘博尔赫斯的话来帮忙：“有人问博尔赫斯，您认为把莎士比亚译成西班牙文是不是不可能的？博尔赫斯回答说，我认为把莎士比亚译成英文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我还说，“大师尚且如此，谁敢说大话？显然，有人说翻译家就是叛徒，但我认为同时也是桥梁。”我接着说，“至于法律，我们有了一个著作权法，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卡门听了笑笑，最后说出这么一句话：“重要的是质量和法律，钱不是问题（Eldiuerouoesproblemd）。”
我相信卡门的话是认真的。如果她不严肃认真地维护作家的权益，她怎么可能与作家和出版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和他们“私交颇深”？怎么可能是许多大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中的座上客，是他夫人梅塞德斯的好朋友？怎么可能和梅塞德斯一起，安排作家与外界会见的活动？怎么可能参加每年一度的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典礼？而199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古巴著名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怎么可能在1998年4月23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的演说辞里最后特意说上这么一番话？
“我要特别提一下我的代理人、伟大的卡门·巴尔塞尔斯女士，因为是她打电话告诉我获奖的消息的。她比我乐观得多，因为尽管卡门大声疾呼，我总是疑疑惑惑的，即便现在，仍是如此……”我和卡门谈话始终，她的助手科洛玛女士不停地做着记录。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听到的都是女性的细声软语。原来，在卡门麾下，竟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人数不多，仅五六人，但个个精明、干练，组成了一个沟通出版家与作家、保护作家权益、高效率、高收益的文学代理王国。
1998年5月8日马德里
 □作者（左）同卡门女士（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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